上世纪自行车的故事｜凤凰车堪比奔驰卖万斤粮只为买一辆永久对于多数农村家庭来说，照相机是城里人才要的新鲜玩意，农村人讲实惠，更想要自行车。有它就有面子，赶集上店，走亲访友，也方便得很，和今天的家用轿车一样金贵。

　　即便是城里人谈恋爱，小伙去见心仪的姑娘，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能给他加分不少，可大大提高恋爱的成功几率。

　　当时最有名气的自行车，一是“永久”，二是“凤凰”，这两个品牌的名气，就算是不识字的农村老汉也叫得上来。

　　“永久”自行车由上海自行车厂在1949年底试制成功，这个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国产名牌，从诞生之日起，就一路高歌猛进，一跃成为国产自行车中的领头羊。

　　上海自行车厂（以下简称永久厂）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自行车企业。1940年，日本人在上海唐山路上开办了“昌河制作所”，这就是永久厂的前身，也是当时上海第一家自行车厂。

　　创办初期，该厂主要生产26英寸“铁锚”牌自行车，抗战结束后，政府接管该厂，改生产“扳手”牌。

　　接管第二天，军代表即宣布恢复生产，并决定放弃原来的“扳手”商标，请专业人士重新设计一个新的。

　　当时讲，苏联是老大哥，新设计的商标也表达了对苏联的尊崇之意——一个地球上站着一只北极熊。

　　但由于北极熊和地球给人的感觉太沉重，并且还有霸权主义色彩，这个名称最终被弃用，只保留了“熊球”二字的谐音——“永久”作为商标名称。并在新图案上加了“永久牌”三个红字。

　　张先生用变形的“永久”二字巧妙构成自行车图案，简洁直观，构思精妙，堪称商标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。该图案一直用了几十年。

　　1954年，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指令上海自行车厂制定一个公制标定车标准，就是制定一个全国通用的自行车行业生产标准。

　　这个标准涉及到230个零件、1000多道工序，相关技术文件416份，涉及到化工、机械加工、压力焊接等诸多领域。

　　上海自行车厂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任务，统一了国产自行车零部件的名称、规格，为全行业零部件的通用和互换创造了条件。

　　1956年，我国第一辆按新标准生产的自行车——“永久”28英寸PA型男车试制完成，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“永久”二八大杠。

　　1957年5月，第一辆全公制26英寸31型轻便自行车试制成功，首开国产自行车分男款、女款的先河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。

　　永久厂再接再厉，1958年试制成功第一辆国产公路赛车；1962年5月，又开始研制更符合农村需要的载重自行车。

　　不久，ZA51型自行车问世，这辆被称为“不吃草的小毛驴”的载重车畅销几十年，至今还能在不少地方看到它的身影。

　　当时一辆普通永久车售价160元左右米乐M6官方网站，最时尚的PA13型价格还要更高些，达到220元，是当时自行车里价格最贵的款式了。

　　80年代初期，刚毕业的大学生月工资大概五六十元，许多人为买一辆“永久”，要省吃俭用好几个月，而且往往还买不到。

　　有人实在买不到车，干脆将全车配件买回来自己组装，装出来的车虽然差了点意思，毕竟也是一辆“永久”。

　　大多数自行车的商标标牌是钉在自行车前管部位的，既是品牌标识，也有装饰作用。因此，自行车厂在商标标牌管理上都很严格。

　　作为厂方的重点管理物件，永久车标牌从生产、入库、领取、安装等整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，责任到人。安装过程中出现损坏，须拿损坏的标牌去领新的。

　　1981年8月，湖北应城县杨河公社卫东大队六房生产队已完成了全年4万公斤的公粮缴纳任务，但田里还有200多亩中、晚稻没收，全部收完还有上万斤。

　　一天，县里领导来生产队视察，六房生产队队长、23岁的杨小运表示，他还可以多缴纳1万多斤公粮。

　　原来，杨小运虽然还没结婚，但已置备好了“三大件”中的两件：手表、缝纫机，就差一辆自行车了，买了许久也没买到。看到领导怀疑他，就开玩笑和领导打了这个赌，而他自己并没有当真。

　　这则消息很快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，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《湖北日报》分别进行了报道，杨小运顿时成了全国新闻人物。

　　永久厂很快做出回应，厂长王元昌写信给《人民日报》，不仅愿意满足杨小运的要求，还表示，当地农民凡是超卖万斤粮的，都将奖售一辆“永久”自行车。

　　9月20日，杨小运兑现承诺，又卖了10380斤稻谷。27日，他用169元从公社买来了那辆奖售给他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

　　永久厂也在完成全年212.万辆生产计划的基础上，又加班加点生产出1200辆送到应城，满足当地百姓对“永久”自行车的需求。

　　“凤凰”自行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，由上海自行车三厂生产，它的诞生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　　1958年公私合营，上海267家小型车厂合建成上海自行车三厂。建厂初期的商标只有“生产”牌和“新华”牌。

　　随着生产技术、工艺装备和制造质量的提高，迫切需要有一个可以代表企业新形象和员工精神面貌的新品牌。

　　于是，三厂在《文汇报》和《解放日报》上刊登征求商标名称的广告。不久，一千多份稿件从全国各地飞来，其中就有后来家喻户晓的“凤凰”。

　　他的设计思路是：凤凰象征着富贵、吉祥，飞起来轻灵飘逸，深受百姓喜爱，而这也正是三厂追求的目标。

　　当时正处于“”时代，厂方考虑到只有一个“凤凰”缺少点色彩，容易被人攻击为“不突出”。

　　但三厂并没有生产“红旗”牌，“红旗”牌自行车最终还是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，至于是不是三厂当初选的那个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　　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，1960年末，“凤凰”自行车在国家轻工业部的国产品牌评比中荣获第一名；1962年底，在全国自行车行业质量评比中，又拿到第二名的骄人成绩。

　　有一段时期，三厂把英国“兰苓”自行车作为赶超目标，不断寻求在质量、款式上的新突破。后来闻名全国的PA14型锰钢自行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研制出来的。

　　PA14型自行车自重轻，强度牢，骑行轻快，与以往的国产自行车有很大区别。不仅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的60项技术指标，有31项还超过了历史悠久的“兰苓”车。

　　在1965年的全国自行车行业质量评比中，“凤凰”自行车终于拿到了冠军，此后又连续7次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　　“凤凰”自行车也名副其实，以吉祥的寓意和精良的品质成为当时青年男女新婚必选的“三大件”之一。

　　封闭式链盒既能避免骑车人裤脚碰到车链上的油污，骑行时车链碰击链盒发出的金属回响，也非常悦耳。

　　难怪有一位美国记者曾报道说，“在中国拥有一辆‘凤凰’车，就像在以汽车代步的国家拥有一辆凯迪拉克或奔驰那样自豪。”

　　“凤凰”自行车不仅在国内卖得好，还通过上海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销往新加坡、东南亚、非洲等市场。

　　80年代初，《新民晚报》做过名为“金牛奖”的民间测验，“凤凰”自行车成为全国家庭消费者评选自行车类第一名。

　　如今，上海自行车三厂与二厂、四厂合并组建为上海凤凰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，但“凤凰”自行车仍是许多百姓心目中一道抹不去的记忆。

　　50多岁的陈先生说，他们家1974年买了一辆自行车，当时他才上三年级，车轮都和他肩膀一样高。但这并不影响他和小伙伴对车子的喜爱，一有空就偷偷把自行车推出来练习。

　　由于个头小，坐在座位上够不到脚踏，骑的时候就只能把右脚从三角架里伸过去踩在脚踏上，整个身子偏一左边，半圈半圈地骑行，样子别扭又滑稽。

　　那时候没有自行车的人家也会来借车，借车去办事、走亲戚，还有借车接新娘的。被借车的人家脸上也有光。”

　　陈先生说，他父亲当时工资才二三十元，省吃俭用好几年才花了近200块钱买下这辆“永久”二八大杠。这辆车是当时家里最大的一个“大件”，不仅方便了出行，也成为全家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。

　　“为了给我娶媳妇，父母花掉多年积蓄给我买了辆黑色的凤凰，和现在的宝马车有一比呢！”刘桂生说。

　　2人走了3个小时，早上6点赶到新娘家。敲开门，行过礼，让媳妇坐上自行车后座。“第一次坐车子呀，”刘桂生的老伴田老太太笑着说，“挺害羞，我坐在车后面看着他的背影，想到要跟他过一辈子，好紧张的……”

　　婚后，刘桂生去外地工作，但只要有空，就会骑车载着妻子，上地干活、看电影、赶集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走到哪儿车子就骑到哪儿，日子过得甜如蜜。

　　“老两口对那辆车感情很深，现在还放在老家院子里呢。”刘桂生的儿子小刘说，“我10岁时学骑车就用的它，现在虽然旧了，也不舍得扔。”

　　父亲经常要骑着它将收下来的辣椒、南瓜等蔬菜送到集市上售卖，逢年过节骑车带着孩子串门走亲戚。家里还开了一个小商店，父亲每星期都要骑车去进货，每次都带回来满满一车货物。

　　奚女士说，“每次进城时，自己坐在前面的宝宝椅上，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后面，我和弟弟一路上唱着儿歌，父亲时不时地讲些笑话，引得母亲和我们笑个不停。这样一家人欢声笑语的情景对我们农村家庭来说非常难得。”

　　对于多数80后来说，自行车已不像十几二十年前那样稀缺了，但农村的孩子没啥可玩的，自行车仍然是陪伴他们的最重要的“玩具”之一。

　　说起童年，赵先生眼睛里充满了笑意，“ 那时的车重呀，自己才五六岁，人没车高，依然勇敢地把车推出家门。不会骑就推着四处走，觉得自己很自豪。”

　　赵先生说自己不知摔过多少次，有时会被自行车压在身上，但也只是爬起来拍拍身上，从没哭过。后来升了初中学会了骑车，父亲给他专门买了一辆。

　　“每天骑车去上学像骑了火箭似的，快活得要飞起来。看到没有车的同学就顺便捎上，尤其喜欢捎女同学。”

　　赵先生哈哈一笑，“后来不知谁发明的双手脱把骑车，大家都跟着学，我也学，结果有一次踩滑了脚，从车把上翻了过去，摔得够呛，再不敢脱把骑车了。”

　　后来赵先生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，几乎不再骑车，那辆满载着他青春记忆的自行车也被他母亲搁置了起来。